文獻


常玉,1920年代初旅法華裔畫家、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中國畫家之一,締造藝術拍賣場的天價傳奇。畫家在1966年夏天貧病交迫地倒在巴黎工作室時,可能無法想像近30年後,能獲得一位願意投入半生的知音。

「蔣勳總說我是常玉的soulmate(靈魂伴侶)。」前蘇富比台灣區董事長、現任立青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衣淑凡,窮30年爬梳常玉斯人斯事,為常玉驚天的藝術成就增添人文歷史的厚度,更深更新的發現,讓世人重新認識在迭創拍賣紀錄之外的常玉。

不斷刷新拍賣紀錄的常玉

1992年,衣淑凡開始接觸常玉,1997年時任台灣蘇富比拍賣官,幫常玉好友攝影師羅勃.法蘭克(Robert Frank)收藏的17幅常玉油畫進行拍賣,為這鬱鬱而終的畫家打開了國際藝術市場的大門。衣淑凡也發現:「常玉豐富了我的人生。」

之後,衣淑凡投入研究常玉,2001年主編由國巨基金會及大未來藝術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常玉油畫全集,2011年出第二冊,2014年出版素描與水彩全集,2017年版畫全集,2024年全新出版《常玉:生平與油畫全集》二卷,第一卷為生平傳記,第二卷為油畫全集,收錄321幅常玉已知油畫。《The Art Newspaper》將本套書評選為2024年春季即將出版的首選藝術書籍。

這一本本出版的背後,始自衣淑凡一個想法。她離開蘇富比後,注意到常玉不斷飆高的拍賣價格,「這個市場一直這樣對誰也不好,我的任務就是要平衡這點,我要整理他的生平,要把他變成一個我們可以認識的人。」她想問:「人們除了知道常玉作品在市場上不停創新拍賣紀錄之外,還知道什麼?」

常玉,1895年生於四川省現南充市的一個富商家庭,自小習畫,1920年赴法國留學,留居巴黎,可惜晚年不如意,最後潦倒辭世。

拍賣的紀錄,2006年,《花中君子》在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以2812萬港元成交;2009年,《貓與雀》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賣會以4210萬港元落槌;2011年,《五裸女》在香港羅芙奧春季拍賣會以1.28億港元成交,打破華人畫家油畫拍賣紀錄;2019年,《曲腿裸女》在香港蘇富比現代藝術晚拍中以1.98億港元售出,刷新個人成交價新高;《五裸女》重新登上拍賣場,在香港佳士得晚拍中以約12.1億新台幣成交,再創常玉油畫拍賣紀錄;2023年,《花毯上的側臥裸女》在佳士得20及21世紀藝術晚間拍賣以港幣1.87億成交(約新台幣7.55 億)。

衣淑凡說,《五裸女》1993年第一次拍賣只有400萬,到2019年已到12.1億,《八尾金魚》在1997年賣720萬,到2020年賣了6.8億,但是人們不了解這些表象背後的常玉,她認為:「在這種狀況下,市場沒辦法持續成長。我們必須把他的生平挖出來,要更了解他的生活與藝術。」

融合東西方的常玉

《常玉:生平與油畫全集》第一卷封面,常玉站在屏風畫作前,手裡拿著的是毛筆。這張照片,充分說明其融合東西方的特色。

「常玉的畫會讓人想到中國美學的本質、文人的精神。」衣淑凡說,20世紀初,全球的動蕩不安引進了現代主義,而現代主義為所有藝術家帶來挑戰,逼迫他們尋找新的藝術語言,許多人選擇從自身的文化歷史尋找靈感,常玉也不例外,「我們看到他將傳統中國元素融入他的現代表現中,除了欣賞他的作品之外,我們似乎可以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,他在作品中融入了一些我們對於文化的記憶。」

衣淑凡與團隊往回爬梳。發現常玉於1917年留學日本,隔年就有兩幅水墨畫登上日本藝文雜誌《書道及畫道》,一幅題為《秋江歸帆》,署名「戊午春常玉筆」,另一幅沒有標題。如此珍貴的史料,衣淑凡很早就聽說,直到2022年才委託在東京的學生去各圖書館查找常玉資料,從茫茫書海中撈了出來。

常玉22歲這樣年輕的時候,已顯現出對線條、書法的熟稔程度,衣淑凡說:「這也能理解為何他1920年到巴黎後會以水墨畫裸女,因為裸女對他而言是陌生的,可是水墨跟線條,他有把握。」常玉以水墨畫裸女,似乎是新鮮嘗試,但只要看過他在水墨和書法上的造詣,就不難理解這對他來說是多麼理所當然。

常玉到巴黎沒多久後,即很確定不想回中國,想以藝術家的身分在當時的藝術之都揚名立萬。衣淑凡說,對常玉來說,西畫是全新的語言,幸好他有豐富的文化背景刺激創作,融合中西。

例如,常玉受元代畫家倪瓚影響的「一河兩岸」,巧妙地把中國元素融在西畫裡,早年畫的水彩畫《柳樹》是一河兩岸,發展到後來,如《雙馬》、《牧童與水牛》,都是一河兩岸的構圖。

常玉油畫常借用傳統中國藝術手法,例如常見於漆器工藝、磁州窯及印璽篆刻中的刮痕法,如其重要作品《白瓶婚禮花盅》,婚禮花束非常法國傳統,但桌布上的主題很中國風,在三層油彩上進行雕刻以露出底層的黑色,不但顯示線條的美,也使得畫作更具獨特的層次感。

拿球拍與執筆為文的常玉

常玉在寫給好友法蘭寇的信中說:「這就是我未來的生活,我相信我可以靠乒乓網球賺錢。」

乒乓網球是常玉的發明。他熱愛網球,本身也是網球好手,早在1920年代後期便結合乒乓球與網球,構思出乒乓網球,球場長530公分,寬250公分,網高40公分,使用的球類似乒乓球但尺寸稍大,木製球拍則介於乒乓球和羽毛球拍之間。

1936年四月30日,顧維鈞就任中華民國駐法大使,隔天晚上在《費加洛》報社舉行上任後的第一場活動就是乒乓網球表演賽。常玉或許因為緊張,很可惜敗於網球冠軍佩利札之手,這則新聞上了報紙。

常玉繼續推廣乒乓網球,還特地在1936年前往柏林奧運請願將乒乓網球納入四年後的東京奧運,可惜1940年的奧運因戰爭停辦,他仍繼續舉辦公開賽事,藉此維持是項運動的熱度。

乒乓網球在常玉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,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裡,他從未對自己的發明失去信心,雖然剛推出時前景看好,可惜終究未能蔚為風氣,即使如今風行的匹克球(pickleball)有乒乓網球的影子,但常玉在世時,乒乓網球仍是一場徒勞。

衣淑凡說:「這項混搭運動的命運或許暗喻了常玉的一生,他的藝術也是不同類型的混合,縱使受到肯定,可惜缺乏天時地利。無論在藝術或乒乓網球上,常玉終其餘生都未能闖出一番成績。」

常玉在乒乓網球上找出路,未嘗不是想緩減靠藝術維生的壓力,可是人在異鄉,除了金錢,還要面對歧視,常玉在拿畫筆之外,也執筆寫文章。

1946年三月,《行動:法國獨立週報》刊登常玉對1944年電影《龍種》的評論。他在文中寫到自己看另一部辱華電影《Wang Fou》時的感想:「我感到難堪、羞愧,覺得鄰座觀眾都盯著我。離開影廳的時候,人們對我投來仇恨的目光。一個女人咕噥著:『齷齪的中國人!』我嚇壞了。」這篇文章首次顯露常玉身為一個旅法華人在歐洲感受到的壓迫。

常玉之「難得」

正因為理解了常玉的其人其事,再細看作品,可以發現許多「難得」。三月中旬台北一場「藏家經典」常玉專展就彙集了許多「難得」。

衣淑凡20多年前看過《盆中白葉牡丹》的黑白照,直到2018年這幅作品面世時,前往巴黎親眼見證這幅「彷彿已認識幾十年」的畫,經過科學檢測報告、來源資料,確認是真跡。

常玉畫的前妻Marcelle,當時兩人成婚才一年,不懂書法的女人覺得男人素描好快,就愛上了,男人便畫了這幅素描,之後再變成油畫送給女人。但這段婚姻只維持三年,後來他畫《黑白雙馬》,各向一方,也可以推測是指這段婚姻。

常玉321幅已知油畫中,僅有兩幅親自命名,而經紀人侯謝在他的藏品中,僅為三幅畫作命名,其一是Toutou畫像,Toutou是一隻狗,這是侯謝替常玉找來的工作,為貴婦的狗畫肖像。最初常玉畫了在椅子上的躺姿,貴婦不答應,只好重畫一幅坐姿。畫的簽名是1930年七月,有簽名、有日期、有名字,又是一幅難得之作。

1952年,常玉提交《三裸女》參加Hallmark舉辦的賀卡設計選拔,但三個裸女顯然不適合做賀卡,不過細看可見畫的左上角寫了三個「女」字(姦)。衣淑凡說:「外國人看不懂,可是他覺得好玩。」

此外,常玉也畫荷花,這因緣來自張大千。據衣淑凡考證,從一幅張大千創作於1960年的女子水墨肖像,可證實兩人於1955年在巴黎見過面;1961年,張大千在賽努奇博物館展出知名的六連屏潑墨大作《巨荷》,正是由常玉設計展覽目錄。

張大千評論說:「常玉是最早留學法國的西畫家,有中國馬諦斯的稱號,他的資格比趙無極要老得多了,只是脾氣特別古怪。」常玉在設計覽展圖錄的過程中,也受到《巨荷》的啟發,創作了自己的荷花。目前張大千與常玉的荷花都收藏於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。

海底撈針 蒐尋大師藝術足跡

衣淑凡為常玉編全集,大海撈針一樣找出很多文獻。「海底撈針」不是誇張形容,這是衣淑凡自1998年離開蘇富比後就開始的漫長工程,第一件事就是去巴黎訪談認識常玉的人,在1997至2000年三年間尋到10人,取得第一手資料。她在1998年見到已94歲的常玉前妻Marcelle,又於1999年去一趟南充,見到常玉老家親戚,蒐集各種瑣碎的碎片。

在文獻部分,那個年代還沒有數位化,衣淑凡只能從常玉的故交、圖書館、收藏家處找照片和文獻。

除了文獻補足生平外,衣淑凡還要做到最完整的全集,「全集來自於法文字catalogue raisonné ,要把一個藝術家的全部作品集中起來,來源、在哪裡出版、在哪裡參展,是確認每一幅畫的護照。」全集最穩定的三角:風格、來源、科學檢測。

首先是風格分析,衣淑凡將常玉321幅油畫以年份或年代時間排序列,就可看出常玉藝術發展的進程,可以看到他從最初的書法,到晚年又回到水墨勾勒。藉由風格分析,看多了,就會認出作家的畫,就好像常玉的馬和裸女,雖然是不同的形體,但其實用的都是同一種表達形式。

來源,也就是確認作品的出處以及收藏歷程是否合理。作品背面可能有沙龍展的戳記,報章雜誌或有刊登常玉作品的藝評或展覽資訊,從任何蛛絲馬跡去認證。

科學檢測最基本的就是紅外線、紫外線及傅立葉轉換紅外光譜(FTIR),油性或水性媒材的特質在檢測之下無所遁形,我們也能藉此找出肉眼看不見的痕跡,例如鉛筆或炭筆打的底稿、修復的痕跡,甚至是塗掉重畫等創作歷程。有些作品塗掉重畫,是為了節省材料,這也讓人想到常玉以一般畫家不常用的三夾板作畫,一樣是迫於經費。

衣淑凡感謝許多收藏家支持,願意讓她的團隊對約百幅畫進行紅、紫外線檢測,「一層層撥開,看到常玉在非常西方的表達方法中用了一些傳統中國元素,又這麼有藝術地把傳統跟現代融合一起,看到他的才氣和用功,也看到他的辛苦。就很感人,就會想更了解他。」

衣淑凡說:「最早的全集是一種學術的研究,至今變成市場的工具。我們對此感到不安,但認知我們的責任和義務,因此要嚴守風格、來源與科學檢測的分析。」

與常玉神交30年 大功初成

衣淑凡的工作室裡一面「常玉牆」,就是30年來她與常玉的神交,「30年,幾乎就是半生,說起來有點可憐,有多少人一輩子除了婚姻外,就是交給一個人。」她笑,與常玉同天生日,大概是命中注定。

在衣淑凡眼裡,常玉是堅持、用功與有點古怪的人。在巴黎奮鬥那麼多年,餓著肚子作畫,捨不得買地鐵票就走路兩小時,如何不是堅持?1925到1965年的40年間參加近50個展覽,每一次都要用心準備,自然夠用功;而古怪,張大千這麼說了,且貴公子到巴黎十年左右就因家長兄長辭世而斷了金援,落難成落魄畫家,古怪也不意外。

可惜,學校美術教育沒提常玉,世人不知常玉、或誤認為女畫家,而知道常玉的人又多半只限於不斷飆高的拍賣價。

衣淑凡說,隨著藝術市場的擴大和成長,藝術品不幸從簡單的欣賞變成投資的商品,而投資就需要做一些交代,我們在亞洲收藏西方現代藝術,是因為有許多美術館舉辦展覽、許多學者研究,這些學術性的探討提供了參考資訊,教育人們有足夠的資訊和信心去收藏,建立健全的藝術市場。

但是衣淑凡對於「常玉品牌化」的現象有憂心:「藝術市場是不能靠品牌生存和成長的。常玉有市場,可是他目前更像是大家想要的品牌,這樣的市場是無法持續的。」所以現在要開始真正研究他,開始了解他,真正懂得欣賞他。

衣淑凡的祈願是:「我們要想辦法努力讓更多人認識他,不再說常玉是『中國的馬諦斯』,而是有一天會出現『德國的常玉』、『西班牙的常玉』、或者『法國的常玉』。」如此,才不枉為常玉的靈魂伴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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